1.知识产权法的著作权的论文怎么写
知识产权法考试参考论文题目
1、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抽象）
2、综述：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权利及其实施）
3、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与保护模式之关系
4、综述：物的分类（如古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
5、综述：物权的保护模式
6、综述：物权的客体与物权保护模式之关系
7、综述：服务的分类——从服务贸易的角度
8、综述：服务与信息
9、综述：信息与财产
10、综述：信息之上的权利
11、综述：作品与人格
12、综述：原件、复制品（临摹）与知识产权的行使
13、综述：数据库之上的权利
14、综述：著作权之内容
15、综述：专利权之内容
16、综述：著作权内容与专利权内容之区别
17、综述：商标权侵权理论与案例
18、综述：商标权和商号权之冲突解决
16、综述：未注册商标与权利
17、综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
18、综述：商标与平行进口
19、综述：商品化权的权利性质以及案例分析
20、综述：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
21、综述：遗传资源的内涵、外延以及案例分析
22、综述：遗传资源的归属以及案例分析
23、综述：遗传资源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
24、综述：传统知识的外延
25、综述：传统知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
26、综述：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以及案例分析
27、调查：各地地理标志的保护现状与对策以及案例分析
28、调查：各地传统知识的保护措施与问题以及案例分析
29、调查：民间文艺的保护措施与经济效益的实现以及案例分析
30、调查：城市知识产权战略
31、调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2.知识产权法的著作权的论文怎么写
知识产权法考试参考论文题目1、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抽象）2、综述：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权利及其实施）3、综述：知识产权的客体与保护模式之关系4、综述：物的分类（如古罗马法关于物的分类）5、综述：物权的保护模式6、综述：物权的客体与物权保护模式之关系7、综述：服务的分类——从服务贸易的角度8、综述：服务与信息9、综述：信息与财产10、综述：信息之上的权利11、综述：作品与人格12、综述：原件、复制品（临摹）与知识产权的行使13、综述：数据库之上的权利14、综述：著作权之内容15、综述：专利权之内容16、综述：著作权内容与专利权内容之区别17、综述：商标权侵权理论与案例18、综述：商标权和商号权之冲突解决16、综述：未注册商标与权利17、综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18、综述：商标与平行进口19、综述：商品化权的权利性质以及案例分析20、综述：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1、综述：遗传资源的内涵、外延以及案例分析22、综述：遗传资源的归属以及案例分析23、综述：遗传资源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4、综述：传统知识的外延25、综述：传统知识的保护模式以及案例分析26、综述：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以及案例分析27、调查：各地地理标志的保护现状与对策以及案例分析28、调查：各地传统知识的保护措施与问题以及案例分析29、调查：民间文艺的保护措施与经济效益的实现以及案例分析30、调查：城市知识产权战略31、调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3.关于知识产权法的论文
浅析知识产权法与公共利益 【摘要】知识产品不仅是一种个人财富，更是一种社会财富，知识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
这就要求我国在进行知识产权立法时要兼顾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达到两者的平衡。【关键词】知识产权；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知识产权作为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但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知识产品，是一种信息，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性质，而由此带来的权利义务的分配，不仅关系到知识产权人的个人利益，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因此，知识产权立法在确认和保障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同时也需要兼顾对公共利益的保障。
近些年来，国际上的一些知识产权公约明确地对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问题作了规定。确保公共利益已成为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宗旨。
本文仅结合知识产权专门法中的著作权法、专利权法、商标权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分析知识产权法对公共利益的保障作用。一、知识产权法在赋予专有使用知识产品的基础上激励知识产品的创造活动 知识产品作为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不同，知识产品一旦被公开就很难由原来的知识产品所有人专有地控制。
竞争者可以通过研究、模仿市场中的知识产品生产同类产品，而不需要付出大量的智力劳动和研发成本，并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因此，竞争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同类知识产品，与知识产品所有人展开竞争，这使得知识产品所有人很难从其智力活动中收回投资，更谈不上收益，极大地挫伤了知识产品所有人进行智力活动的积极性。
知识产权法赋予知识产品所有人以专有使用权，排除他人擅自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可以凭借这种垄断地位收回自己为进行智力活动所进行的各方面的投资，这种制度设计激励着知识产品的创作活动，例如，著作人身权财产权的赋予激发对智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专有实施权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激发人们从事发明创造活动、商标的专有使用促使厂商改善商品质量，创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所以说，知识产权法反映了赋予有限的垄断权刺激革新目的的动态效率，它通过授予有限的垄断权利刺激了知识创造活动，报偿在创新上的投资从而刺激对创新者在时间、精力和资金方面的投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知识产品，不断地满足社会对知识产品的需求。
二、以垄断换“公开的机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公共利益 知识产权法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激励将知识产品向尽早社会公开，可以说公开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它不仅保障公众正当地接近原创者的知识产品，为后续创新提供充分的“养料”，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而且避免了对同一客体的重复创作和研究，节约了社会资源。
这一点在著作权法和专利权法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著作权法赋予了权利人专有复制发行权换取了对作品的公开，为后续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虽然限制了对作品的自由接近，特别是带有赢利性质的利用和传播，在独创性的层面上刺激更多的合乎社会需要的新作品的创作，最终促进了文化繁荣和文明进步。专利法更是如此，专利法通过专利的“充分公开”要件确保所授予的专利公开，这些以公开的专利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为后续发明和研究提供了技术信息和知识，避免了对同一客体的重复投资，研发者将节省的时间和经费来进行其他的研发，不断促进新发明更多的被创造出来，以满足社会对技术进步的需要。
三、适当的限制知识产权人的权利以达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 国内外相关法律，都将公共利益作为知识产权人行使其权利的前提，如我国《著作权法》第四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再如美国，其立法和司法都强化了“知识产权是为了实现社会目标的有限的权利”的观点，坚持“对知识产权人的报偿是作为第二位考虑的”。因此，知识产权都具有有条件的独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时间性的特点。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知识产权法对知识产权保护做了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如我国现行《专利法》对于发明专利的保护期规定为20年。
经过20年后，发明专利就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其次，知识产权法还规定了一些“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以及“强制实施”条款。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专利法》规定：专利权人制造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的专利产品售出后他人使用或销售该产品不构成侵权即专利权人权利用尽后的使用不侵权。
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作以必要的限制是为了在保护私权的前提下维护公共利益，寻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正所谓权利的限制，应是在充分保护权利基础上的必要限制；权利的保护，应是在实现社会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护。
四、促进公平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对有效竞争的促进是知识产权法的一种重要的公共利益。通常，生产者可以使用市场中任何可以获得的手段，针对他们的竞争者来获得优势，但是这种手段必须正。
4.有关著作权方面的论文
版权扩张及版权正当性的反思 版权在知识经济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它的影响伴随着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愈加错综复杂。
从第一部版权法《安妮法》诞生到今天，它的内容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扩展，而传统版权中所孕育的平衡正在逐渐丧失。似乎当前的版权体制漠视了它所应有的社会责任，而完全屈从于版权产业的商业利益，发达国家在推进知识产权的全球保护主义进程中，一步拉大了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数字鸿沟，这一再引发我们对“知识产权”和“知识霸权”的深思，知识产权的理念和价值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否尽善尽美？特别是在进入网络时代以来，面对版权的扩张，版权制度又该何去何从？ 一、从文学产权到版权 大多数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认为，版权保护制度分为四个阶段：l710年《安妮法》之的前版权制度阶段，1710年《安妮法》至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的传统版权制度阶段，全球化的版权制度阶段和现代版权制度阶段。
在前版权阶段的手稿时代，没有与“书籍”相分离的“作品”观念，手稿时代的法权关系有所有权规制就足够了，版权既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生存的土壤。在版权起源的历史叙述中，资本主义和印刷媒介被强调为决定力量。
在论及版权起源时，威尼斯被认为是整个欧洲世界第一个将印刷术和出版事业重视起来的城市。1649年当约翰·施贝耶带着印刷机来到威尼斯的时候，威尼斯政府给予他5年的印刷特权。
这一特权保护印刷商复制某一特定的题目或者一些文学作品的权力，作为政府支持新兴产业的方法。l557年，英国政府为英国书商公会（Stationers Company）颁发了特许证，赋予它们在英格兰对于印刷和出版持续150年的绝对垄断权。
英国法律保护了书商公会成员的经济利益，但没有什么条文保护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权利。当印刷商和出版商对古典和中世纪时代的公共作品题材占用得差不多的时候，它们开始寻找新的原创作品来使印刷厂运作以满足阅读人群的需要，这个时候版权的重要性才开始显现。
然而要确立一种独立的权利类型并非易事。l704年，丹尼尔·迪福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印刷管理》的论文，他指出作者、印刷者的名字必须标记在出版物上，有违法者给予严厉处罚。
迪福已经观察到当文学和艺术作品逐渐被商品化的时候，作者对“原稿权”究竟是原稿的所有权还是有别的权源，已经开始有了模糊的“文学产权”的意识。1690年洛克出版《论文官政府的两篇论文》（Two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被后人认为洛克“在作者中假定了一个知识产权的理论”。
进而得出结论说：“洛克把知识产权从一个法律上的权利转变成一个自然给定的权利，这意味着在实践过程中权利从出版商转向了作者。”从而洛克的自然权利论成为后人解释版权权源的理论基础之一。
《安妮法》被视为历史上第一部现代版权法。这一法案考虑了作者的复制的权利，以此对抗对印刷作品的盗用。
这一法案的通过遏制了书商公会的垄断地位，通过规定对盗版及出售盗版图书的处罚措施规范了英国图书交易秩序。《安妮法》确切地提到了要保护作者的权利，立法者也确实给予了作者独立的地位，但是该法案并不以关注作者利益为首要目的，它“最好被理解为防范出版商延续其垄断地位、重建图书市场秩序的行业规制法”。
但无论如何该法案是以一种非直接的方式肯定了作者对版权的自然权利。 二、近代以来版权法的扩张 从世界上第一部现代版权法《安妮法》诞生到今天，版权走过的是一个逐渐扩张的过程。
每当文学创作活动的新形式或新的传播手段出现时，版权法就得到扩张，这种模式也随之被一次次复制。版权的扩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保护期限不断延长。
《安妮法》和l790年美国《版权法》都规定一般作品的保护期限是从出版之日起满l4年。其后在版权法的发展历程中，保护期限一再延长。
以美国的版权法为例，1831年美国国会将受联邦版权保护的作品保护期限延长到42年。l909年修订版权法又将保护期延长到56年。
l976年版权法（197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采纳《伯尔尼公约》对作品保护期限的计算方法，即版权保护期限为作者终身加死后50年。l998年通过的CETA法案在保留了l976年版权法的基本内容基础上，将已有的作品和将来作品的保护期都延长了20年。
第二，权利内容的扩张。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作品的传播渠道和传播载体发生了巨变。
版权的权能得以扩张，播放权、制片权、邻接权等相继被纳入版权的权利形态之中；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将新的著作经济权纳入版权法体系，如改编权、发行权、追续权、连载权等；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加深，著作权延伸到国际保护的范围，主要通过翻译权和最终使用权保障作者的经济利益。 第三，权利客体的扩张。
在《安妮法》中受保护的主要是文字作品。l790年美国版权法的保护对象为已在美国印刷或尚未印刷、出版的地图、海图和图书作品。
后来，通过版权修正案，将作为新技术产物的摄影作品、电影作品、录音录像作品、软件作品相继纳入新的作品权利类型中。 第四，对个人使用限制的增强。
在现代复制技术出现以前，对已出版的作品的家庭复制。
5.求一篇关于著作权或版权的论文,2000字左右,要有参考文献
试论著作权的继承 杨唐勇 （ 广东培正学院 法学系，广东 广州 510830）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7)0420 著作权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近代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历史不很悠久。
当著作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以后，著作权继承也逐渐在各国法律中确立下来了，我国也不例外。由于法律对著作权的保护有许多特殊之处，因而，对有关著作权继承问题的探讨也就显得很有意义。
本文试图对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特殊性、法律的适用以及实践中具体操作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著作权继承的理论基础 著作权的继承是指根据著作权人的合法有效的遗嘱、遗赠扶养协议或其它继承方式，在著作权人死亡时，将其所有的著作权移转给继承人享有的一种法律制度。
从各国的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来看，著作权通常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部分。其中，前者与著作权人人身的存在不可分离，不具有可转让性，不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对于后者，由于这种财产权利与人身可以分离，具有可转让的性质，各国通常在其著作权法和继承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死亡后，其生前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依法由其继承人继承。
因此，在本文论述的著作权继承的法律关系中，仅仅指著作财产权继承这部分内容，而不含著作人身权这部分内容。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建立了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国家都承认著作权的继承制度，并在著作权法中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1] 著作权成为继承的客体，其理论基础何在呢？首先，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具有财产属性。从著作权客体来看，它是以某种客观存在的具体形式体现出来的创造性的智力创作成果，即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是作者智力创造性劳动的结晶。
由于创作作品的作者付出的劳动通常都不是一般的简单劳动，而是能创造出较高价值的复杂劳动，这些劳动创造的价值均凝聚在作品之中。因此，作品是一种凝聚了一般人类劳动的劳动产品，必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转让，和其他知识产品一样都是一种具有财产价值的无形商品。其次，著作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
著作财产权是一种财产权，可以与其主体相分离，从而可以转让。对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世界各国有关著作财产权转移的立法理论。
各国对著作财产权的转移存在着不同的立法理论。大多数国家采纳著作权“二元论”的观点，主张将著作权分成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彼此相互独立，认为著作人身权不能转让，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从而可以被继承。
也有一部分国家采纳著作权“一元论”的观点。例如在德国，该国著作权法学者认为著作权是由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两部分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著作财产权的转让，必然涉及著作人身权的转让，由于著作人身权是不可转让的，因而著作权也就无法转让。该理论有碍于版权贸易的发展，于是，学者们又设计了一种“创设转移”或“创设继受”的理论，从而使得著作财产权可以转让，最终也可以被继承。
可见，无论是采用“二元论”理论的国家还是采用“一元论”理论的国家，其著作权立法或继承立法都普遍承认著作财产权可以作为继承的客体。[2] 著作权的财产属性以及它具有的可转让性特点，决定了它可以成为继承的客体。
从民法学的理论来看，在继承法律关系中，继承的客体也就是遗产，判断某一客体能否成为继承客体，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遗产通常必须具备的如下特征：第一，遗产是公民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财产性。第二，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财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
第三，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财产，并且是依法能移转给他人所有的财产，具有个人专属性和可流转性。第四，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下来的个人合法财产，具有合法性。
从我们前述分析中知道，著作权的客体符合了遗产必须具备的特征要求，因而，在遗产的具体范围上，各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通常都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规定为属于遗产的范围，能够成为继承的客体。我国充分借鉴了世界各国继承立法和著作权立法的经验，在继承法和著作权法立法过程中，均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的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可于公民死亡时由其继承人继承；在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也审结了许多涉及著作权继承纠纷的案件。
例如，冯雏音等八人诉江苏三毛集团侵犯著作权纠纷案；[3]裴立、刘蔷诉山东景阳岗酒厂侵犯美术作品著作权案；[4]……通过对案件的审理，法院均肯定了作者的继承人依法享有被继承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包括对作品的使用权、许可使用权、获得报酬权等；对著作人身权，继承人只能给予保护，而没有继承权。二、著作权继承的特殊性分析 （一）著作权主体的特殊性 著作权的主体是广泛的，既有自然人，也有法人和其它组织，甚至可能是国家（例如我国）。
但是，能作为遗产成为继承客体的著作权，其主体只能为自然人，这是由继承法律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继承法律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发生于自然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承受关系。
法人或者其它组织作为著作权人。
6.高分求关于知识产权法的论文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内容摘要：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
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
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关键词：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正当性/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新型类型之一。
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产生有赖于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在知识产权立法中，遵循着一项重要的方法性原则，即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
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没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权利那样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是充分地实行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这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具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具有其正当性。
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内容（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中的“法”以及“知识产权立法”属于广义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也包括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等）综观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始终贯穿着知识产权法定的原则。该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点之一，并通过知识产权规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体现。
（一）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知识是关于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体知识的一般抽象形式”[1]。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如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两部分；详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页。
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详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4页。）
尽管如此，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界定，这已是知识产权立法的共性所在。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都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规定，以此表现一个国家对本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态度以及所确定的不同保护范围，或者用以表现参与缔结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的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持的共同态度或者确认的共同标准。
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即一国国内或者国际上的知识产权内涵和类型都由知识产权立法予以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知识产权的内涵，也不得自行创设知识产权的类型。（二）知识产权关系的构成法定知识产权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
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采用国际公约、条约的形式，还是采用国内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单行法形式（如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构成知识产权关系的三要素都会予以明确规定。具体来说：其一，知识产权的主体法定。
知识产权立法一般都对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和条件予以明确规定，不是一切民事主体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一般说来（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原始主体而言），只有实施智力劳动并取得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体，才能成为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
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产品类型及其总量极其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品都能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内。为此，就需要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予以选择，划定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
其三，知识产权的内容法定。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
但具体说来，知识产权立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内容。（三）知识产权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转让等法定首先，知识产权立法的价值在于推动知识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增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为此，其对促进和推动各种知识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立法在赋予知识产权主体以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虑，而对知识产权给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限制；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包括防止专利权滥用的强制许可、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交叉强制许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情形等限制。
再次，为了实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和管理，维护经济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的转让条件、程序都予以规定。（四）。
7.《知识产权法与我们的生活》写篇1500字的论文
当前，知识产权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地位日益彰显。
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前提，也是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然而，近年来正版音像制品版权被盗的事情频有发生。
这种现象极大地挫伤了文艺工作者创新的积极性，干扰了音像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国际、国内造成了恶劣影响。中唱音像公司作为国有企业，牢记党和国家赋予的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重任，主动站在抵制盗版队伍的前列，制定了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扩大正版产品销售的方案，并实施了改造和转化盗版音像制品经营人员工程，为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建设保护知识产权阵地，营造和谐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是全社会每一个集体组织和公民的神圣义务，需要从立法建制入手，同时又必须与市场调节、政府干预均衡互动相结合。因此，必须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平台。
2005年，我们在文化部和江苏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整合了江苏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投资1000万元，在南京建立8000平方米的华东地区最大的正版音像制品展销中心。展销中心引进全国48家大型出版、发行企业入驻，并设立了直销窗口。
2008年中心内聚集了国际、国内数百家知名出版、发行企业的16万余种音像产品，涵盖了音乐、影视、百科、电子软件、卡通、动漫等多个种类，实际引资1亿多元人民币。经过几年的努力，销售面覆盖整个长三角经济区域及华东六省一市乃至中原河南和华中地区的一些省市。
正版音像制品批销基地的建立，拉动了正版产品的销售，满足了消费者对正版音像制品的需求，真正起到了抵制盗版的作用。当年江苏省正版音像制品销售总量首次实现1.5亿元。
从2006年到2008年，我们结合全国3·15宣传活动，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音像城联手在全国重点地区掀起了三场大规模的抵制盗版、保护知识产权的活动，在国际、国内引起很大反响，极大提高了国际和国内版权人的积极性，增强了正版产业振兴的信心。自2007年起全国音像产业开始回暖，2008年明显活跃，仅江苏展销中心2008年平均每周新发行电影、电视剧近40部，新歌新碟30张。
展销中心建立后，江苏盗版经营人数和门店明显减少，销量直线下降，迫使当地15家经营盗版制品的批发大户纷纷弃暗投明。2005年以前，江苏地区正版音像制品销量仅占全国年销量的8%—10%，年销售额在8000万元。
2008年江苏正版音像制品的市场年总销量已占到全国的17%—20%，年销量达到3亿元，成为全国第一大正版音像制品销售市场。 二、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献计献策，为文化产业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1997年7月1日修订的《刑法》以及2004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盗版音像制品者适用的法律条款和判刑数量及金额，并将侵犯著作权罪列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刑法》第217条中描述“盗版数量较大或巨大”是两种不同的定罪条款。但是违法经营在什么数量上该定何罪，还需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量化。
中唱公司作为专门经营文化产品的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在摸清盗版者的违法情况后，组织召开了5次研讨会，广泛听取专家和经营者的意见。
在这个基础上，2006年初，我们专门给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写了一份对《刑法》第二编分则及“两高《解释》”再次修改的建议，按照音像制品现在高科技含量标准，列出大量的理论数据，佐证犯罪程度，并提出量刑数量参考标准。该建议送达后，多项条款被采纳。
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新的“两高《解释》”对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的力度明显加大，仅2007年全国就有近百名侵权犯罪人员按照新的“两高《解释》”被判刑。
据统计，2008年全国从事盗版制品经营人员比前几年减少50%，有效促进了良好和谐的文化产业发展社会秩序的形成。
8.求一篇《知识产权的案例和分析》的论文2000字左右
1994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迄今已有十年。
十年来，福建省各级法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将近2000件，涵盖各种知识产权的案件类型，其中有一大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与此同时，福建省各级法院注意总结知识产权审判的实践经验，规范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级管辖，特邀专家陪审以及建立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所涉专业问题的鉴定、咨询等制度，大力加强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法官队伍建设，经过十年不懈的努力，福建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工作已经积累了一些审判经验，正不断走向成熟，同时也初步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知识产权法官队伍。
福建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方面牢牢把握“公正与效率”主题的同时，也注意开展对知识产权案例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本书就是福建法院知识产权法官们对多年来知识产权审判的一个回顾和小结。本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案例的典型性。
人选的案例是从福建法院审结的近2000件知识产权案件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第二，类型的广泛性。
本书中的案例涉及专利、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计算机软件、技术合同等各种知识产权的案件类型。人选的这些案例中，有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波及全国，颇受社会各界关注；有的法律适用难度大，在法学界也引起不小争议；有的事实涉及高新技术前沿，对类似案件的审理有一定的启示。
第三，内容的真实性。本书采用裁判文书加评析的体例编写。
裁判文书保留原貌，目的使广大的读者可以从中获取法院裁判文书的第一手资料，全面了解法院裁判对事实与证据的分析认定过程及法律依据等，评析部分则由当时作出案件裁判的主审人或合议庭成员撰写，由于对案件熟悉，对案件的争议点把握准确，评析质量较高。 在我国，虽然不像英美法系国家那样适用判例法，但是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稳步实施，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人民法院典型案件的生效裁判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对社会各种冲突的预防作用、对公民的教育作用、对法学研究以及对立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我相信，本书绝不仅仅是福建法院多年来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裁判的一次简单再现，它对增进全社会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了解、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等方面，都能发挥其独特的指导作用。 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逐步完成工业化、进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我们党早在十五大报告中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方略”并将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进行部署。
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识产权实行有效地保护，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保护知识产权最有力的方式和重要的途径。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关系到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而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具有涉外因素的知识产权案件的增多，它还关系到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形象。
因此，应从树立人民法院公正司法良好形象的高度、从有利于实现国家创新体制建立的高度、从有利于改革开放的高度，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我衷心希望福建广大知识产权审判法官务必戒骄戒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更好地总结审判经验，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质量和审判效率，努力将自己培养成为一名职业化、专家型的知识产权法官，以进一步促进福建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迈上新台阶，为促进福建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环境。
9.求：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论文
三、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罪过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类罪。
这是因为：第一，从刑法理论上看，知识产权犯罪可归入法定犯。法定犯作为一定的社会现象，其本身并不一定蕴含着法律所禁止的性质或为社会所责难的性质，国家之所以认为这种行为是犯罪行为，完全是出于某种行政的社会政策的需要。
法定犯由于其伦理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较弱，不宜对其主观犯意过于苛责，行为人只有在出于故意的情况下，才宜作为犯罪对待。过失行为则通常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
这是刑法人道和刑法谦抑的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第二，从刑事立法来看，考虑到刑事立法以惩罚故意为原则、过失为例外和犯罪故意一般不作规定，过失则明确规定的立法原则，本类犯罪应属故意犯罪无疑。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故意的要素和内容还有不同的认识，尤其表现在对于违法性认识和犯罪目的的看法上。 第一，关于违法性认识。
对于违法性认识是否为故意的要素，各国刑法有不同的规定，刑法学界争议较大，实际部门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在此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对于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
第二，关于犯罪目的。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目的内容，尤其是是否“以营利为目的”，目前，在刑法学界争议甚大。
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知识产权犯罪在主观上，行为人须是出于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是这类犯罪的共同主观特征，同时也是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14](P.460~461)。 第二种认为：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基于故意；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除了是基于故意之外，还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侵犯商业秘密权的犯罪也不需以营利为目的。
第三种认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以“营利为目的”，这个范围限制过窄、过死，建议除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外，考虑到行为人在抄袭、剽窃、假冒他人作品时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是否可增加“以盗窃他人名誉为目的”或“以诋毁他人名誉为目的”等表述，适度扩大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 四、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犯罪构成的描述性要件 在我国刑法中，有些犯罪行为事实只要符合某法定犯罪构成关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要件的规定，则构成犯罪，这被称为行为犯。
但有一些犯罪行为，却要求具备诸如“情节严重”、“后果严重”等条件才成立犯罪，这被称为情节犯或结果犯。为便于研究，我们将前述四个要件称为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它们对于任何犯罪的成立都不可缺少；将“情节严重”、“后果严重”称为犯罪构成的描述性要件，它们对于情节犯、结果犯等的成立不可缺少。
由于我国采取犯罪构成的“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这不同于外国刑法犯罪构成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犯罪构成的描述性要件作为立法定量的表现，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直接作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判断标志，其规定是否适当，意义重大。 我国刑法典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描述性要件的规定有以下5种情况： 1.以“造成重大损失”作为要件，如侵犯商业秘密罪。
2.以“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作为要件，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3.以“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作为要件，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4.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要件，如侵犯著作权罪。 5.以“情节严重”作为要件，如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
可以预见，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必将面临日益严重和复杂的知识产权犯罪问题。如何完善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摆在刑法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期待着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